在托马斯·哈里森的著名悬疑小说《沉默的羔羊》系列中，有一位强壮而善良的看护巴尼，他受到主人公汉尼拔·莱克特的影响，梦想在去世前看到所有维米尔作品。如果他身处现在的阿姆斯特丹，就可以达成四分之三的人生理想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展览“维米尔”，从全球7个国家汇集到28幅作品，展览于2月10日开始，将持续至6月4日。
约翰内斯·维米尔 (Johannes Vermeer) 一生可能只画了不到50幅作品，如今人们知道的有37幅，当然其中依然不乏争议。这些作品分散在全世界多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那里，几乎每一幅都是镇馆之宝，很少被借出办展。本次展览是继1995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之后第一次维米尔大型回顾展，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，上一次展览有21幅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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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曾经描绘过一位作家在维米尔作品前死去，这可能受到他亲身经历的启发。据说普鲁斯特本人曾因为看到维米尔画展而激动得晕倒。英国《卫报》评论人乔纳森·琼斯称，这是一次“值得为之而死”的展览，这种形容不免夸张，但可以从中一觑展览引发的广泛关注。
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馆长塔科·迪比茨（Taco Dibbits）透露，展览开幕仅三天，45万张预售门票已接近售罄，“我们接下来会考虑是否增加夜场或让更多观众进来。”针对无缘到现场的观众，博物馆在官网提供了作品高清大图和英国演员史蒂芬·弗莱的详细解说。
28幅维米尔
陈丹青对1995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维米尔回顾展记忆犹新，当时他正在美国。“观者如堵，预约非常困难，当时没有网络订票，电话打过去，永远占线。我放弃了。”他在《局部》中记录了当时与维米尔失之交臂的遗憾，“可是放弃观看一项回顾展，等于说，你此生不可能再等到另一次机会。”他当时一定没有想到，机会又来了。
本次展览的缘起，是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弗里克收藏馆于2023年闭馆翻修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塔科·迪比茨意识到，已经在馆内陈列了一个世纪的三幅维米尔作品终于可以出外旅行了。在得到弗里克方面的确认后，他们很快开始联系全球拥有维米尔作品的每一家机构，“当你举办派对时，你希望邀请的每个人都会来。”
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本身拥有《小街》《情书》《牛奶女工》《读信的蓝衣女子》4幅作品；海牙的莫瑞泰斯美术馆拥有最著名的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《代尔夫特风景》及早期的《狄安娜和同伴》；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很快答应了借展，他们拥有4件维米尔作品；巴黎卢浮宫同意借出《花边女工》，但另一件《天文学家》不巧已经借出，未能与法兰克福施特德尔博物馆的《地理学家》相聚……史上最大规模的维米尔展逐渐成型，这也许是自艺术家去世近350年来，第一次有这么多件作品汇聚一堂。
最终，在已知的37幅维米尔作品中，仅有9件未能来到阿姆斯特丹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5件维米尔的作品，其中有3件由于遗赠条款限制不能借出，其中包括《瞌睡的女仆》，陈丹青认为它是大都会所藏最好的一幅，艺术家对毯子过度细致的描摹令人沉默，“层层叠叠的凝结效果，就是质地美，绝望的是，这种质地美，印刷品完全无法显示，根本看不清。非站在真迹面前，你不可能领略。”很多作品因为过于珍贵或脆弱而无法旅行，最遗憾的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《绘画的寓言》未能参展，画面中描绘了维米尔本人的背影。《音乐会》于1990年在波士顿一家博物馆被盗，至今未寻回，人们相信它在某一个未知的角落。
琐碎的真实
“他来到维米尔的面前，他记得这幅画比他熟悉的其他画更有光彩，更不一般……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穿蓝衣服的小人物，沙子是玫瑰红的，最后是那一小块黄色墙面的珍贵材料。他头晕得更加厉害；他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，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色蝴蝶。……又一阵眩晕向他袭来，他从沙发滚到地上，所有的参观者和守卫都朝他跑去。他死了。”
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描写了贝戈特在维米尔一幅画作前死去的场景，这位孤独避世的作家在临死前专程去看的作品是《代尔夫特景观》，而今它作为维米尔展的开篇之作陈列于首个展厅，与其并置的是《小街》，两幅作品交代了艺术家生活的环境：从对岸码头望去，这个宁静的17世纪小镇，在科尔克运河留下了迷离的倒影；下一幕，我们已经走在铺着黄色鹅卵石的街道上，妇女在巷中打扫，孩童在街头玩耍，连每一块砖石的斑驳都可以看得清。紧接着，观众就要推开房门，进入维米尔营造的安静、私密的空间，从艺术家醉心描摹的丰富细节中，阅读出一篇篇动人的故事。
一个女孩正在读一封信，她的脸倒映在窗玻璃上。桌上有一块褶皱的毯子，水果盘就这么倾斜地搁在毯子上。艺术家对细节的描摹如此真实，几乎让观众体会到微风，体会到这片刻的宁静，甚而想知道：女孩的信里在讲什么？艺术史学家诺伯特·施耐德解读说：敞开的窗户代表女孩渴望扩展自己的家庭领域，而水果是婚外情的象征。因此，他相信这封信一定是一封情书。2017年，人们对画布做X光检查时，发现墙上原本有一幅丘比特的画像，很可能是在画家去世后被抹去了，这个发现佐证了施耐德的解读。2021年，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修复了画中的丘比特。
在《牛奶女工》里，画中人物正在准备牛奶和面包，她专注地倒着牛奶，观众甚至可以听到牛奶流动声音，闻到面包的香气。在《情书》中，一位女仆刚刚给女主人带来一封信，她们窃窃私语着，观众就像是偶然从门廊外路过，不小心侵犯了她们的隐私。
他们弹拨着未知的音乐，进行着我们无法倾听只能猜测的对话。男人站在女人的身后，手里拿着一瓶酒，他的脸有一半在阴影中，他看着女人饮尽手中的酒杯。你感觉得到他的压力，她的被动，她的也许是不情愿的顺从。一个女人拿着脖颈上的项链，面对窗外陷入了沉思。
普鲁斯特是维米尔的忠实拥趸，他欣赏维米尔作品中的文学性，他相信真实蕴含在琐碎小事中，仅仅是那些简单要素的排列，就能塑造出真实而独特的世界，在他看来，“文笔之于作家犹如颜色之于画师”，”幸亏有了艺术，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……不管这个发光源叫伦勃朗还是维米尔，他虽然已熄灭了多少个世纪，它们却依然在给我们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。“
维米尔的遗产
“所有经典只是那块画布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画布背后，画家经历了什么。”针对维米尔，陈丹青曾经如此评价，“绘画是永恒的谜，遮没画家的一切，你不可能因为这幅画而了解画家，除了他的才能。”
关于维米尔，我们知道的只有寥寥以下信息：他于1632年出生，1675年去世，身后留下妻子和11个子女，其中8个尚未成年。除了画布，他什么也没有留下，没有信件、没有文字、没有日记。他受过艺术训练，但他的作品在生前几乎没有得到认可，除了作画，他同时还是一位艺术经销商和旅店老板。
而今我们不知道维米尔总共画了多少幅画，只知道在他去世之前的1672年，正是荷兰的灾难年，社会经济陷入困顿，艺术史学家据此猜测，维米尔逐渐坐吃山空，他搬到岳母家，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。他的大部分作品作为遗产留给了妻子，或是由一位名叫彼得·范·鲁伊文的赞助人收藏，不久之后它们通过拍卖散落到四方。
维米尔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人遗忘了。直到1866年，一位名叫泰奥菲尔·托雷-伯格（Théophile Thoré-Bürger）的艺术史研究者“重新发现”了维米尔，他出版了一本维米尔作品全集目录，将散落在各处、已经被归于其他艺术家名下的作品重新联系起来。这份目录列出了70件作品，其中有些作者自己也不太确定，但这成功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，并激发了公众对于维米尔的兴趣，其作品价格也水涨船高。
维米尔名声的起落可以从其作品在市场上价格的沉浮反映出来。《信仰的寓言》于1699年、1718年、1735年、1749年接连被拍卖，成交价格分别为400法郎、500法郎、53法郎、70法郎。1813年，《花边女工》只卖了7英镑，1870年转卖给卢浮宫时，也才51英镑。而在1885年，《地理学家》在维也纳卖出了8000英镑。1892年，《音乐会》出现在巴黎的拍卖会，成交价达到5000美元。
到了20世纪，维米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。在巴黎的社交圈，正如普鲁斯特所描绘的，人们谈论维米尔以彰显品味。在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笔下，人们会因为他的作品而犯下谋杀的罪行。二战前后，一批“新的”维米尔作品重见天日，其中部分经荷兰画商汉·范米格伦卖给了德国纳粹。战后，面对叛国罪的审判，范米格伦承认这些画作是自己伪造的，这番辩白经过科学仪器证实后，他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伪画制造者。
在范·米格伦之后，艺术研究者开始以更加苛刻的眼光审视维米尔的作品，随着关于维米尔的研究深入，维米尔作品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。2022年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专家在疫情期间闭馆研究时，认定自家馆藏的《长笛女孩》并非维米尔所作，“这位艺术家熟悉维米尔独特的技法和材料，但无法达到他的专业水平。”鉴于这件作品早在1696年就已出现在维米尔作品拍卖会，可谓流传有序，馆方认为，“创作者可能是维米尔的学生，或者是他的家庭成员。“
除此以外，借展自东京的《圣普拉西迪斯》和来自莱顿收藏的《坐在维金纳琴边的少女》也被认为出处可疑，后者近年频繁在全球巡展，并曾于2017年至2018年在上海龙美术馆展出。
